“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罗大佑的这句歌词，同样可以用到萧红身上。在香港导演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之前，关于萧红的声音，多数只限于文学圈内部；但这部电影之后，各种喧哗之声，关于电影的、文学史的、情感的，一哄而上，几乎到了“无处不萧红”的地步。

　　在影片上映近1个月、争论渐消之后，香港作家、学者李欧梵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友情出演 《黄金时代》(这部分镜头在正式上映时被剪)的毛尖，在思南文学之家进行了一场题为“萧红和萧军”的对谈。因为两位主讲者的专业身份，这场对谈，被认为是“正解”。

　　1问：最“脏乱差”，还是最“黄金”的时代？

　　“那是中国文学史的‘黄金时代’”

　　“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萧红，“想爱谁，就爱谁”的萧军，“想骂谁，就骂谁”的鲁迅……《黄金时代》的系列海报，对“黄金时代”四个字的解读格外吸睛。毛尖向李欧梵提出了一个很多观众都好奇的问题：上世纪30年代，在历史教科书上可能是一个最“脏乱差”的时代，它怎么就变成“黄金时代”了呢？

　　李欧梵：我个人感觉，这部电影描述的是我父母那一代。我父母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念音乐系，后来抗战爆发，这些知识分子流亡到其他地方，基本立场都是抗日。这段在电影里交代得很清楚。

　　电影中有一段让我非常感动，就是这些年轻的作家，到报馆、到别人家借宿。这让我想起我父母的情况。他们当时逃难到另外一个地方，有同事，还有不认识的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家的，他们逃过战乱，靠的就是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文化对他们来说，是精神食粮，不管肚子多饿，也要看书，我父母逃到农村，还拿小本子写日记。“黄金时代”对我来说，体现在共患难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真情，而且是为了某一个理想。

　　现在来看，那确实是中国文学史的“黄金时代”。

　　2问：作家萧红，还是“三个男人的萧红”？

　　“没有表现出女作家的主体性”

　　毛尖认为，《黄金时代》的编导显然有一个很大的野心：通过一个女人，来表现她所生活的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但电影的格局，在某种意义上更像“萧红和她的三个男人”，因为经历了这样的三个男人，所以收获了这样悲惨的结局—这种对萧红的解释，是电影最被诟病之处。

　　李欧梵：这部电影的问题是，萧红作为一位女性、一位作家，她的主体性没表现出来，当然这个主体性受制于当时的历史年代。我看萧红小说最大的震撼，是《呼兰河传》一开始，说东北人家的那种大土炕，一匹马都能掉进去；　一位美国学者也说过，萧红的整部《生死场》，就是中国人被蹂躏、特别是女性被蹂躏的历史。女性和贫困是萧红小说的重要主题。

　　为什么电影不能把萧红小说中最重要的画面(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画面)表现出来，让观众感受到历史和真实？这部电影非常努力，但历史是模糊的，主体性没有出来。

　　3问：负心汉，还是性格使然？

　　“端木蕻良的气派超过萧军”

　　在“萧红的三个男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萧军。毛尖说，最近看了萧军的《延安日记》，感觉萧军“完全是小自我，很‘作’”。而曾经跟晚年萧军打过交道的李欧梵则说：“我坚决相信他打过萧红。”

　　李欧梵：我见萧军的时候，他已经是位老人了。他个头很矮，跟电影上完全不同。从他的文章可以感觉到，他有胡子精神(东北土匪)，很霸道，而且喜欢跟人打架，我坚决相信他打过萧红。后来我看他的日记，感觉跟毛尖一样，萧军真的是目中无人的。电影里的萧军太像个文艺青年，软软弱弱的，没把他的霸气演出来。

　　就文学成就而言，萧军是公认比不上萧红的，但端木蕻良的成就很可惜被忽视了。我个人对端木的感觉是，他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作家，他写的《科尔沁旗草原》，在气派上超过萧军，甚至超过萧红。夏志清先生就特别推崇他，但在电影里面完全看不出来。

　　4 问：鲁迅是导师，还是更复杂？

　　“先生也有所谓的‘中年危机’”

　　毛尖指出，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与汪曾祺的《我的老师沈从文》，被认为是现代最好的两篇回忆性文章。但从萧红同时代作家的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萧红与鲁迅关系的另外一面，比如萧红经常跑到鲁迅家中，一坐就是半天，许广平曾向朋友抱怨萧红的不通人情世故。

　　霍建起导演的《萧红》中有这样一幕：鲁迅告诉萧红，为她小说做的序写出来了，然后问：“你拿什么谢我？”这段处理被毛尖认为“很邪恶”，但曾推出《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 的李欧梵则认为，不妨还原一个更有血有肉的鲁迅。

　　李欧梵：要是让我在电影中处理鲁迅与萧红关系的话，我会把镜头放在这样一幕场景—萧红穿了一件新衣服过来，鲁迅讲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可能有错误，可能对鲁迅不敬。鲁迅那时五十多岁，看到年轻、尽管不是那么漂亮的女性，还是有一点特殊感情的。鲁迅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所谓的中年危机，但是电影可能受到拘束，没有把这一块表现出来。

　　5问：抛弃孩子是狠心，还是无奈？

　　“这是当下的人没法切身体会的”

　　在对萧红的各种批判中，有一种说法认为，萧红作为女性，作为母亲，竟然几次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连最起码的责任心都没有，何谈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

　　之前毛尖曾撰文指出，如果有所谓的“黄金时代”，那也是萧军的，不是萧红的。不过，在活动现场，毛尖坦言“当时写这个话不是特别慎重，萧军的家人提出来，如果有黄金时代，那也不是我们萧军的”，但她同时认为，“相对来说，在那个时代，如果有一个自由度的话，萧军的还是要比萧红广阔一些”。

　　李欧梵：我是1939年出生的，弟弟妹妹晚4年出生，是一对双胞胎，但弟弟不到两岁就死了。当时的环境非常困苦，我母亲是音乐教员，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家累得不得了。我弟弟因为吃坏东西而死，他们就草草埋葬了这个孩子，过几天照样生活。你能说他们不爱这个孩子吗？不是，他们是认命了。在当时情况下，很多个人的基本欲望都在重压之下，没有办法实现。

　　电影中，三个人睡一张床，年轻的观众看着觉得很开放，很先锋。实际情况是，那是万不得已，而且他们都是穿着衣服的。当时那些人受的困难，现代人是没有办法想象的，特别是女性。这里面牵涉到女性的身体，女性的身体变成历史条件下的，她们主体性的表现肯定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

　　个人的满足、人性的张扬，这是一个小康时代的要求。在一个战乱时代，能够活下来已经不简单，什么是苟活？什么是为理想而活？这是生活在当下的人没法切身体会的。很可惜电影没有表现出来。记者 何雯亚 记者 孙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