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叶圣陶先生生前终身致力于出版及语文教学，时至今日，其教育理念依然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

　　近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商金林著作的三卷本《叶圣陶全传》出版面世，这是一部集大成的传记研究，约130万字，系统展现了叶圣陶先生的生平活动、思想著述和人格风范。商金林先生是国内最资深的叶圣陶研究专家，他现任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他自1976年起就选定叶圣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其人生及作品极为熟悉，对叶圣陶主持编写的新中国语文课本如数家珍，就连叶圣陶的孙女叶小沫女士也曾说过：“现在有关祖父的许多事，我们要请教金林兄了。”日前，晶报记者专访了商金林先生，他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叶圣陶先生，呈现了中国文化教育出版界“一代宗师”鲜活的人生。

　　晶报记者 尹维颖

　　他作为常人的魅力：

　　爱花花草草，爱美

　　晶报：听说您与叶家有深入的交往，您觉得日常生活中的叶圣陶的魅力体现在哪里？

　　商金林：我与叶家五代人都有交往，他们都把我作为家人看待。叶圣陶日常生活中的魅力首先体现在“爱花花草草”，“爱美”，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自幼喜爱动手种植花草”，1930年代初在上海居住的时候，他硬是请人把自家天井里的水门汀刨掉，从市郊的田野里运来泥土，栽下了蔷薇、紫藤、红梅、芍药、夹竹桃、绿梅、“一棵绿叶蓬蓬的柳树”，“以及叫不出名字来的两棵灌木”和“一棵小刺柏”。1935年在苏州青石弄五号置了四间瓦舍，是一座中西合一式的平房。平房前面有个庭院。院中栽了广玉兰、红梅、石榴、槐树、日本枫、葡萄……十几棵树木，“四时不断地有花叶可玩”。墙头的爬山虎，墙脚的书带草，把整个小屋和园子镶嵌在一个常青的框架里。新居颇有值得留恋处，“像梦境一般如诗似画”；在北京住的宅院里也种满了花花草草。“文革”初起时“破四旧”，把“花花草草”作为“四旧”一股脑儿地铲了，可到了1970年前后又慢慢地种了起来。与常人不同的是，叶圣陶种花种草，不仅仅是为了“赏玩”，也是为了拓展动植物领域的学识。自1970至1982年，叶圣陶和科普作家贾祖璋积存下来的两百多封信中，几乎没有一通不说到花花草草的，有的还兼及鸟兽虫鱼。他指出，通过栽花种草，能养成一个好的心气，“抗压”、“耐挫”，处处“结缘”。

　　叶圣陶能在繁忙的生活中“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因而总能让美的事物带给自己欢悦和宁静，即使是在俗世纷繁中，也能保有一颗清雅如莲花的心，精神生活显得极其丰沛，极为充实。他日常以看书为消遣，涉猎范围甚广；读过辄忘，亦不以为意。因睡得酣，常常觉得“夜”很短；上街散步，常步行二三公里始返。于风和日丽之日，辄由儿孙辈陪伴游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因而始终保持着好的心情。

　　晶报：在创作《叶圣陶全传》这本书时，您在呈现叶先生一生的时候，切入的角度与其他传记作品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您在选择叶圣陶的诸多作品时，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商金林：据实直写，包括1957年的“反右”和1966至1976年“文革十年”，都尽可能还原叶圣陶先生的“真相”，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叶圣陶。

　　晶报：您觉得叶圣陶的哪些教育理念在当下这个时代依然适用且永远不会过时？

　　商金林：教育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公民，叶圣陶的这个教育理念永远不会过时。

　　他的语文教育观：

　　语文课不是文学课，也非德育课

　　晶报：由叶圣陶先生亲自编写、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重印后依然很畅销，你觉得这本书如此受当下读者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商金林：叶圣陶在《我和儿童文学》一文中说：“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一件比较大的工作。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度。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开明国语课本》配了丰子恺绘画，图文并茂，成了开明书店的“社传宝书”，解放前印了40多版。

　　晶报：《开明国语课本》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商金林：《开明国语课本》第一个特点是编写指导思想纯正，不是为了灌输知识，应付考试，而是从社会对于教育的要求出发，讲求科学性，侧重于帮助学生掌握系统的学习方法。在“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度”的前提下，让学生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不仅仅是培养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还要提高他们的思想素养，陶冶他们的心灵。因此课文的内容都与“儿童生活”相适应，采用做游戏、讲故事、介绍见闻、探讨辨析等方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给孩子传授的思想和信仰全都浸透在课文里，循循善诱，娓娓道来。语言是纯粹的白话，是亲切的“口语风”。

　　《开明国语课本》第二个特点是从儿童的性情出发，用的是孩子们喜爱的口吻，处处彰显孩子们特有的童心、童贞和童趣。初小课文的主人公大多是天真的孩子，可爱极了，如：

　　《“我要老了”》（初小第三册）

　　哥哥落了一颗牙齿，他说“我要老了。”

　　妈妈说：“没有的事！”

　　哥哥说：“祖父老了，他的牙齿落完了。现在我落了牙齿，不是也要老了吗？”

　　妈妈笑着说：“你会生出新牙齿来的。”

　　哥哥问：“真的吗？祖父的新牙齿为什么还没生出来呢？”

　　孩子们读了这么风趣的课文，既增加了知识，又培养了想象力、思辨能力和观察能力。

　　《开明国语课本》第三个特色是对于各种文体，兼容博采。叶圣陶在关于国语课本的《答语》中说：“我所谓文体，系指记状、叙述、解释、议论等基本体式而言。我们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就离不了这些体式。国语课本怎能不把这些体式都收纳进去？我所谓文体，又指便条、书信、电报、广告、章程、意见书等实用文的体式而言。这些体式都是日常需用，随时随地会接触到的。国语课本怎能不示一些范式？”《开明国语课本》有“文艺性”的课文，也有“实用性”的课文。前者是为了了解“经典”，学会欣赏；后者是为了学会记日记、写信，写报告，写建议，写演讲稿，这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

　　晶报：叶圣陶曾说过，“语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您觉得叶圣陶的语文教育理念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商金林：叶圣陶的语文教育理念的核心价值在于：一、强调语文教育必须回归“语文”，必须把技术的训练、把学习和掌握语文本身的规律放在第一位。语文课不是“文学课”，不是为了培养作家和文学家；语文课也不是“德育”和“美育”课，不是纯粹地为了塑造“心灵”、打“精神的底子”、培养“个性”的；不能有“语文万能”的空想。但这绝不是说语文课不要讲“人文性”，不讲“文学教育”，只是强调语文学科的性质“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不是不要“育人”，而是强调要把“育人”的思想贯穿到每一门学科、每一堂课的教育中去，这是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精髓；二、强调语文课应与时俱进，全方位地传授“语文知识”，"听’‘说’‘读’‘写’宜并重”，这样才有益于造就“充实健全的人”；三、强调语文是人生必备的素养，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离不开"听’‘说’‘读’‘写"。语文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学科，学习语文可以提升文化力、思想力、审美力，提升人的品位和性情，语文需要长期不断的学习，语文素养提高伴随人的一生，伴随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承前启后，繁荣发展。

　　他的日记：

　　可作为“民国史”来阅读

　　晶报：我们都知道叶圣陶先生非常喜欢记日记和抄书，在您看来，这两个习惯对他成为一位教育大家以及出版人的意义是什么？

　　商金林：叶圣陶从1910年11月2日开始记日记，从这一天到1918年年底的8年间，写日记“成了习惯，就与刷牙漱口一样，一天不写是很不舒服。”后来间断了，自1937年抗战爆发之日起，叶圣陶又恢复了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到1988年1月他谢世的前1个月为止，50年间从未间断过。

　　叶圣陶为了铭记“百事之动静变迁”和“师长之朝训夕诲”，“以求不贰过也”，出于这样的理念记日记，这对于他的成长和发展的意义就可想而知了。叶圣陶喜欢抄书，“抄”的过程就是“思考”、“揣摩”、“交流”、“神化”的过程。

　　晶报：他的日记与其他民国名人的日记有什么不同？

　　商金林：叶圣陶的日记首先是真实，有思考，其次是文学色彩浓，有时写得很风趣。他的日记对于“时代”和“社会”的记录特别多，可作为“民国史”来阅读。1942年5月2日，叶圣陶从成都出发到桂林看望开明书店桂林分店的同仁，走了整整一个月才到了广西金城江。到金城江后，托宾馆买到去桂林的“二等卧车（火车）票”。他在日记里记载：列车“系由各路原有车辆杂凑而成”，“戏名为车辆展览会”；“头等卧车所谓‘蓝皮钢车’者，车箱顶下有钢件颇多，伏其间避机枪弹绰绰有余”，敌机用机关枪扫射时伏在车厢里就可以了，不用下车到“路旁山上”躲避。这样的“头等卧车”不读叶圣陶的日记，大概是想象不到的。

　　叶圣陶从成都到桂林，途中走了“一个月又三天”，沿途阻难重重，想起就心有余悸。回程时托人买到了欧亚公司的飞机票。1942年7月11日，圣陶先生自桂林机场乘飞机飞重庆。在他的日记里可见，桂林机场的候机室是“草棚”，叶圣陶乘坐的飞机只有十四个座位，乘飞机“与乘汽车无异，又似乘江上小船，有随波轻荡之感”，怕机声震耳，“初塞棉花”，驾驶室与机舱之间不隔，乘客可看到司机如何操作，机上也不供应饮料和食品，但感觉“痛快极矣。若陆行乘木炭汽车，即一路无耽搁亦须半个月”。要写我国现代航空发展史，这则相关日记不可不录。

　　他的家庭生活：

　　对孩子的教育注重细节

　　晶报：能否谈谈叶圣陶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的一面，这是很多普通读者都特别感兴趣的。

　　商金林：叶圣陶先生对父母的孝是出了名的。1937年9月，苏州告危，圣陶先生携老扶幼，举家逃难。年过七旬的老母亲忧心客死他乡，死的时候连件寿衣都穿不上，圣陶先生就特地给她赶制了寿衣，背在身上。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来北京，母亲走到哪里，圣陶先生就把母亲的寿衣带到哪里。1962年2月3日，母亲以96岁高寿离世的时候，就是穿着这件寿衣走的。在母亲“膝下”生活了66年，按说应该感到安慰，但一想到“今则永不复亲颜色”，成了世上的“无母之人”，就有无尽的悲伤。好友章元善先生6岁就没了母亲，写诗劝说圣陶先生节哀。圣陶先生在回信中说：“幼年失恃，老年失恃，悲痛固无殊也。”读来催人泪下。

　　关于叶圣陶先生和夫人胡墨林的结合，其实是缘于“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婚前连面都没见过。但婚后感到好到不能再好、合适得不能再合适了，俩人“联肩”、“并影”，“同命四十载”。1957年3月2日，胡墨林病逝后，圣陶先生用回忆和抄读诗词的方式来“排遣哀愁”。他抄读的诗词中有梅圣俞悼念亡妻谢氏的《悼亡三首》，其第三首中写道：“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圣陶先生对胡墨林的“爱”，热烈、执著，忠诚不二。从1957年到1988年，圣陶先生一直持守着对夫人胡墨林默默的爱和深切的怀念，独自走过了三十一个春秋。

　　作为父亲，圣陶先生希望儿女们的身体比他强壮，心灵比他明澈；希望儿女们能“有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能够生产出供人家切实应用的东西来。他对儿女的要求，更多的是“细节”。例如：坐要坐得端正；字要写得工整；开门关门要想到屋里还有别人，要轻轻地开，轻轻地关；递任何东西给别人，一定要把捏手一边交给对方，递笔不能把笔头递过去，递刀子剪刀决不可以拿刀口刀尖对住人家，递报纸或书本要让人家接到手就能看。希望儿女们通过践行这些“细节”，时时想到还有“他人”，凡事都要为“他人”着想，这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损己利人”。至于其他方面，圣陶先生则很讲民主，鼓励儿女们自由发展。他的长子叶至善在《父亲的希望》这本书的《自序》中说：父亲的关怀和培养“像空气一样，我无时无刻不在呼吸”，称圣陶先生是一位“为了子女宁肯把心操碎的可敬的父亲”。

　　晶报：叶圣陶的朋友非常多，包括巴金、老舍、朱自清、臧克家、郭沫若等都与他私交甚好，就您所知，他是如何与朋友相处的？

　　商金林： 叶圣陶对朋友最讲情谊，凡是关心过帮助过他的人，总是铭感于心，念念不忘。晚年，圣陶先生谈起他的一生时说，他最多的是朋友。他的朋友真多，茅盾、郑振铎、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老舍、冰心、巴金、冯雪峰、胡绳、胡乔木等名家都是圣陶先生“一辈子”的朋友，人缘真好。这“好”，首先归结到圣陶先生为人的正直，对“人”的尊重。虽说身居高位，蜚声海内外，但他始终是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人，认真得不能再认真的人。不管在什么场合，他绝对没有任何装饰，没有一句虚言，不说一句套话—站在他面前，再远离奢华的人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浮躁。作为最亲密的老朋友和最锐利的批评家，茅盾先生对圣陶先生知之甚深，他称圣陶先生的“谦恭”、“真诚”和“纯洁”，很显然都是知人之论。萧乾先生在《万世师表叶圣陶》一文中称赞圣陶先生“作人十足正派，表里一致，不投机，不看风向，对人一腔热忱”，是“圣人型”的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