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赫芬顿邮报》4月6日文章，原题：中国的改革如何令批评者遇挫不久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提出新“中国崩溃论”。其许多理由基于一种看法：中共未能实施必要的政治改革。然而，这种看法或许是错误的。中国政府刚刚宣布重大经济和政治改革，表明其对根本性地重塑自身是认真的。经过多年的谨慎和保守，如今中共开始采取实质步骤，欲打造一个更权力分散且灵活的政府，但也对党的领导层更负责任和守纪律。

　　不久前结束的中国两会，决定领导层将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以摆脱体制中存在的政治僵化和经济低效问题。观察人士问，“很好，但中共会落实计划吗？”历史上，每当自由化改革似乎要威胁到党的掌控时，中共就会本能地退缩。但这次不然——改革方案是更大改革和改善中国政府的计划的一部分，北京一直在努力取得成功。

　　在中国，基本的政治关系并非个人与国家，而是地方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一方面，过去地方政府权力过大，造成猖獗腐败和官员滥权——如今已危及中共健康。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急欲确保政令畅通，却损害了地方的灵活性和试验。

　　中国要通过三个主要步骤解决第二个问题。一，修改《立法法》，把拥有立法权的城市从49个增加到288个。二，在法律无规定的地方取消行政审批，尽可能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三，北京将继续放宽对地方支出的控制。

　　所有这些都是积极举措，但以前也讨论过多次。(这次)中共会坚持到底吗？尚难预测。但有强烈迹象显示，中共志在取得成功，并已开始采取有力措施。

　　北京强劲的反腐和法治运动，有助于提高对地方政府的权威。如今很多官员害怕自己是中纪委的下一个目标，因此迫不及待地遵守党的规则。

　　同时，中共意识到，确立法治有赖于独立的司法体系——可以问责腐败、无能的官员。为此，中国计划对法律管辖权进行改革，让地方政府不再凌驾于地方法院之上。目前，地方官员能对案件审理施加巨大影响，这是司法腐败的一大根源。

　　中共最终想要使地方政府更加负责任，但同时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度以最适合当地的方式来实现增长目标。为此，中共已开启实现这种“困难妥协”所需的诸多步骤。北京能否最终成功，取决于地方政府如何回应“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并贯彻更大的改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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